引言 商鞅，这位战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改革家，用他二十余年的心血和智慧，在秦国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他的改革不仅让秦国从一个被诸侯轻视的弱小国度，一步步成长为能够统一六国的强大国家，也为后世秦帝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对商鞅的评价可谓复杂而深刻：一方面，他毫不吝惜笔墨地赞叹商鞅将秦国从诸侯卑之的贫弱之地锻造成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强国；另一方面，他作为儒士，却毫不掩饰地批评商鞅天资刻薄，少恩之人。这种评价的背后，正是司马迁的儒家立场与商鞅法家思想之间的深刻冲突，而这种儒法之争也贯穿于整个传记之中。 一．初见孝公 《商君列传》的开篇，将商鞅的出身描绘得颇为低微：他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在魏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庶子，一个连魏王都懒得注意的小人物。然而命运的齿轮因秦孝公求贤而悄然转动，商鞅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得以面见国君，开启了他改革的大门。在文末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却突然以且所用嬖臣，及得用为切入点，暗示商鞅天资刻薄、自取灭亡的开始，这其中暗含的意味耐人寻味。 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商鞅作为魏国的叛臣，通过请托孝公宠臣的手段来谋求出仕，本身就是名不正的体现。以这样的方法谈治国之道，自然难免遭到非议。对于商鞅而言，这不过是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的实践手法，但对于秉持儒家理念的司马迁来说，这却是不可饶恕的瑕疵。他将此视为商鞅灭身的开端，体现了儒法立场的根本分歧。
结语 司马迁以寓论于叙事的笔法，留下了《商君列传》这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记录。他在看似平实的叙述中，通过细节展现自己尊儒贬法的立场。若读者以绝对立场评判人物或批判司马迁，未免矫枉过正。理解这一点，需要放回西汉时代的大背景：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法家因秦二世而亡，自然背负苛政暴政的名声。司马迁维护自己的立场，无可厚非。通过层层剥析这段历史，我们得以体会历史的魅力——它让我们无限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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